文 ｜ 邱田

不同年代、不同作者的侦探小说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互文性”，总结出侦探小说的十大谜题差不多就能够大致掌握作者情节铺排的套路，摸清侦探小说悬念设置的脉络，从而破解侦探小说魅力的密码。

身份替换

侦探小说另一大套路是身份的置换，而这种替换往往是障眼法，能够遮蔽读者的视野，使人陷入错误的线索或判断之中。侦探小说的情节设置既要让读者了解到足够的信息，又要在信息的表达上“暂时误置”，利用技巧上的破碎之感去延缓读者推理的进程，或是提供一些误导的信息。身份替换带来的往往是作案时间的改变，或是不在场证明的虚假。

在《阳光下的罪恶》中美艳的女明星阿伦娜在沙滩上被掐死，岛上的每个人都与她有纠葛，似乎都有动机作案，而每个人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这使得波洛的破案变得不那么容易。但是当他把长袍、洗澡、高空坠物、午间礼炮、恐高症等一系列疑点联系在一起后问题就有了答案。看似柔弱的妻子克里斯汀利用时间差假扮了海滩上的阿伦娜，她奶白色的皮肤经过颜料的修饰变成了巧克力色，头上覆盖的草帽遮掩了容貌，身份的替换为犯罪赢得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同样的情节发生在《藏书室女尸之谜》当中。出现在藏书室中的金发女郎被认定是舞女鲁比，而根据法医的检测在这个死亡时间内各个嫌疑人都有不在场证据。之后在海边发现的焚毁车辆内也有一具年轻女尸，但已经损毁得无法辨认。马普尔小姐根据女尸的指甲对尸体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舞女一般都会留长指甲，而出去约会的女孩子不会穿家常的旧裙子，她们总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狸猫换太子终归露出了马脚，而判断这些依靠的仍然是常理与常识。

《阳关下的罪恶》剧照

社会悲剧

社会性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一大特质，在心理探究之外社会环境给人带来的压抑常常是其书写的内容。英美小说的情节最终常常以破案或者说侦探的成功作为结局，而日式推理小说的结局往往呈现出个人的无力，以及社会环境的强大影响力。

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中塑造的是加害者与被害者集于一身的形象，桐原亮司是一路深渊的“献身者”，唐泽雪惠则是令人憧憬的“恶女”。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在险恶社会中唯一的一点光亮，而这种纠缠又注定了最后的悲剧收尾。日式推理小说中对于情感与心理的刻画超过了对解密的需求，因而这种情节上的铺排往往与英美小说截然不同。

松本清张的《点与线》描述的是政商界的勾结所造成的小人物的悲剧。成为替罪羊的佐山，陪葬的小雪，以及最后不得不自杀以掩盖真相的安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被时代裹挟而身不由己的无力感。侦探在小说中也只是具备常识的普通人而已，日本的推理小说中没有英雄，也没有解密的快感，有的只是更深的思索与悲凉。

《白夜行》海报

死而复生

有一部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并常年搬上话剧舞台的阿婆作品《无人生还》也属于情节设置独特，构思精巧的谜题典范。虽然看题目就知道最终的结局，但故事的层层推进与丝丝入扣还是十分引人入胜。在无人的海岛上有8位应邀而来的客人，他们的年龄、身份、背景各不相同，与《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带有伤痛的各人正好相反，这些人身上都背负着某种罪恶。作者在小说中安插了一首颇具隐喻意味的民间儿歌，在餐桌上放置了十个小瓷像，死亡的大幕也从这里拉开。

“十个印第安小男孩，为了吃饭去奔走；

噎死一个没法救，十个只剩九；

倒头一睡睡死了，十个只剩八；

……

两个印第安小男孩，太阳底下长叹息；

晒死烤死悲戚戚，两个只剩一；

一个印第安小男孩，归去来兮只一人；

悬梁自尽了此生，一个也不剩。”

新《无人生还》剧照

夜晚当留声机无端响起，分别谴责十个人的过失，这些人过去的罪恶逐渐浮现出来。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辩白，每个人都极力掩饰与否定。房间里十个印第安小人的歌谣预言逐步应验，餐桌上的小瓷人一天比一天少，大家的恐慌日甚，小说的悬念也愈强。伴随着强烈的恐怖气氛，读者一步步了解到这些人所犯下的法律难以惩罚的罪恶，而背后的审判者却仍未现身。

法官沃格雷夫的诈死与复活是全文的高潮，他联合医生骗过了众人，让剩下的人在相互怀疑中逐步走上绝路，而维拉与隆巴德之间的张力最为令人唏嘘。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人是无辜者，也没有人是幸存者。采用极端手法伸张法律无法执行的正义是否正确？阿加莎没有给出答案，她只是层层剥茧般地把人性中最黑暗幽微的一面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话剧版中有一版对小说进行了改编，让维拉和隆巴德幸存了下来，成为一对富有真情的爱人。这种改编或许满足了读者团圆结局的意愿，但却未必符合作者的初衷。BBC在阿加莎诞辰125周年推出的电视剧版《无人生还》里惨烈的结局无疑是更加忠实于作者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