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新四军驻地，一位美丽而优雅的女子站在镜头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她，就是时任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班长的李又兰。

据说在当时李又兰凭借美貌、才华与气质被称为“新四军中一枝花”。

李又兰的抗日家庭

李又兰的原名是李幼兰，因年龄日益增加，将“幼”改成了“又”，她出生于一个商贾世家，其家庭背景显赫，家境殷实。她的父亲李善祥不仅是一位富有的商人，还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李善祥致力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曾在东北创办农场和果园，还兴办了耕余学院，培养出许多园艺专业的中高级人才。

1931年，日本的侵占使得李善祥的生活和事业轨迹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坚决拒绝接受日方委派的伪职位，以病重为由隐退。1937年，他重返故乡宁波镇海县的小港镇，在那里，他不仅重新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还积极投身于爱国活动，发起并资助了抗敌后援会和多个救援组织。

李又兰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主要在上海南市区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度过，当时她正在立达学园读中学。在父亲李善祥的影响下，李又兰和她的兄弟们自发组织起一个抗日宣传队，其中李祖平担任队长，活跃于学生运动的前线。

1938年秋季，随着日本侵略者继续侵占江南地区，李善祥与其长子李祖平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对话，他嘱咐李祖平继续深造，以便为国家的未来贡献力量。

当哥哥离开家后，李又兰和她的弟弟妹妹们开始讨论他们的未来。在战争影响下，他们与许多其他回乡的年轻学子一起加入了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希望通过正规军事训练获得抗日技能。然而，训练团的军阀作风和法西斯教育手段让他们感到极度失望，于是这些年轻人最终决定离开训练团，他们历经艰难困苦，前往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

在八路军办事处，当李又兰和她的同伴们见到了周恩来，他们坚定地表达了想要前往延安的愿望。周恩来出于实际考虑，建议他们加入新四军。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后，他们前往皖南，加入了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共同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在速记班与项英结缘

1938年，新四军的重要领导人项英从延安归来，他带来了一项新的任务——成立一个速记班，专门培养速记人员以提高军中的文职效率。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速记不仅要求技术性强，还必须具备极高的保密性。在李又兰眼中，这不仅是一个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更是一种为抗战贡献自己力量的方式。

选拔过程格外严格，所有学员必须具备大学或中学的文化程度，并且是中共党员。李又兰凭借她在立达学园的学习背景和对抗战的热忱，成功入选。她与其他13名同志一起，开始了为期数月的密集培训。她的天性聪慧和好学的态度使她迅速掌握了几百个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音线符号。为了精确记录每一个词汇，她反复练习，不知磨损了多少铅笔，填满了无数张练习纸。

然而，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新四军领导人们浓重的地方口音。这些口音让来自宁波的李又兰一时难以适应。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她创造性地为不同口音设计了注音方案，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对方言的速记问题。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访皖南军部，发表了即兴讲话。李又兰与速记班的同事们记录了这次讲话，稿件第二天便刊登在《抗敌报》上。不久后，在陈家祠堂，周恩来的长篇报告《形势和任务》持续了约十个小时，速记班成员一字不漏地记录了整个报告。第二天，整齐的稿件被送到周恩来手中，他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和赞扬。

在这段忙碌而充实的日子里，李又兰的私生活也有了重大变化。她与项英结婚，这段婚姻虽然短暂，但充满了对未来的共同憧憬。不幸的是，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项英英勇牺牲，这让李又兰痛失爱侣。

在事变发生前，李又兰和其他非战斗人员被提前撤离，这让她幸免于难。之后，她辗转上海、苏北等地，在华中党校从事教育工作。1942年1月，在华中局的一次会议上，她担任记录员的表现引起了张爱萍的注意。

与张爱萍“冤家路窄”

其实在这之前，他们曾有过一次会面。1938年初，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李又兰与十几名浙江学生等待了整整一天，只为一见周恩来副主席。当时的值班参谋正是张爱萍，由于周总理太忙，他又感觉这件事自己完全可以处理，但这些学生的坚持不走。直到深夜，这群学生才见到周副主席，得以完成他们的心愿。

几年后，在延安的一次偶然交谈中，李又兰向张爱萍回忆起在武汉如何坚持不懈地要求见到周恩来的事。张爱萍听后感慨万千，他也想起那时的自己对待这些坚持见到周恩来的学生的态度。而当李又兰透露自己正是当时那群学生之一时，两人不禁大笑，惊叹于这“冤家路窄”的巧合。

会议上，张爱萍发言讲述了九旅从当地游击队武装发展成为新四军主力的情况，李又兰在台下记录发言内容。

她将张爱萍的讲话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与修正，次日递交给他审阅。

这次合作让张爱萍对李又兰的才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注意到这位姑娘不仅能演讲、写作，还能在会议中高效记录和整理杂乱无章的讲话内容，使之成为逻辑严谨、文采飞扬的文章。在他眼中，李又兰是一位真正的才女。

之后，两人在日常相处中情感逐渐升温。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张爱萍多次写信给李又兰，向她诉说自己的情感。当张爱萍所在的师调防至军部附近，两人开始频繁约会。一次，他们相约骑马至河畔，张爱萍突然抽打李又兰的坐骑，使之疾驰而去。

他纵马追赶时深情地告白：“我在追赶幸福。”

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周围人的祝福。在一个夏日的下午，张爱萍用照相机捕捉李又兰洗手时的倩影，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942年8月8日，陈毅军长正式批准了张爱萍与李又兰的婚事，两人的关系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和祝福。

绝不与张爱萍划清界限

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张爱萍和李又兰的爱情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张爱萍担任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官，负责根据地的党政军一切工作，而李又兰则怀有身孕，两人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与危机。

为了不成为战时重负的丈夫的累赘，李又兰选择暂时隐蔽在东海县的八大家，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然而，安全只是暂时的，很快，一次敌机的狂轰滥炸迫使她在夜幕中徒步寻找安全的避难所，经过几个晚上的奔波，最终找到了位于盐东的师政治部。

一段时间后，李又兰与几位战友冒险乘坐货船前往上海，希望能找到更加安全的庇护。然而，命运再次给予她打击，护送他们的同志一到上海就被捕，留下李又兰在陌生的城市中无依无靠，流落街头。

在深思熟虑之后，她决定回到宁波的老家。在经历一系列的困难之后，她终于到达家中，在母亲的照料下安然生下了她和张爱萍的第一个孩子。

与此同时，张爱萍在前线的生活同样艰难。他一心致力于带兵打仗，甚至没有机会关注妻子的安危。直到几个月后，他通过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发来的电报，才得知李又兰和新生儿的情况。在心中无尽的担忧与思念中，张爱萍坚守了一年半，终于和李又兰团聚。

因张爱萍职位的变动，两人经常聚少离多，但他们仍然恩爱如初，患难与共。

十年浩劫初期，张爱萍被无端关押，而李又兰和孩子被迫住进破败的房子中。面对审查和逼迫，李又兰坚定不移，拒绝与丈夫划清界限，她坚持自己的立场，终于在四处奔波和求助后，成功使张爱萍获得自由。

经历了六十余年风雨同舟的张爱萍和李又兰，共同度过了美满而又充满挑战的一生。他们的孩子也都十分优秀，皆是栋梁之材，女婿更是官至正国级。

晚年时，两人依然恩爱如初，共同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两位老人都在93岁时离世，这似乎是命运为他们共同人生画上的完美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