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楼体自卫(奉天肈新窑业--民国时期最大一家民营窑业公司)

奉天肈新窑业公司办公楼，又称“杜公馆”，建于1923年3月，是在张志良支持下，由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创建的当时最大的一家民营窑业公司。很多文章或者是百度都是以讹传讹的说法，以为张志良就是张学良，这两个人是两码事，这个张志良，原名张惠霖，和张作霖不是哥们，记住了！后期张学良给贷了点款，现在没有人会考证这些历史！

1878年5月出生于沈阳虎石台乡大古城村。青年时代起在张作霖手下做事，后来创办实业，比较著名的企业有“惠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等，被誉为“辽宁（奉天）现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担任过奉天（辽宁）储蓄会长、东三省官银号稽查、奉天（辽宁）和全国商会会长、奉（沈）海铁路公司总经理、筹济局长、东三省盐运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隐居于大连黑石礁屯，抗战胜利后回沈阳。1947年1月因病逝世。同名人物有房地产策划专家张志良、哈尔滨政协书记张志良、阿鲁科尔沁旗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张志良、书画名人张志良。

张志良在为官的同时，也积极创办实业。首先办的是火柴厂，因为人人都要吃饭——做饭——点炉子，所以谁也离不开火柴，选中做火柴，张志良是独具慧眼的。同时也是反抗日本经济侵略的实际行动，因为在当时奉天地区火柴全依赖从日本进口，每年几万箱。1921年，张志良集资奉钞18万元创办了“惠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张志良任总董事（即董事长）。最初厂址在皇寺后身，后来生产扩大后，迁址到大西路附加（现在沈阳市沈河区广昌路和杏林街交界的地方），最初年产2.5万箱（每箱124包，每包10盒）；分别为硫化磷火柴和安全火柴两种，硫化磷火柴为麒麟牌，双鹤牌是安全火柴（后来麒麟牌火柴不生产了，只生产双鹤牌安全火柴)。由于国货成本低，价格廉，人们又爱国，都爱买。所以惠临火柴公司盈利颇丰。因而公司迅速扩张，很快兼并了日本火柴企业“奉天磷寸株式会社”，公司扩大后，产品占领了全东北的火柴市场。以实际行动实现了抵制日货，振兴民族工业的夙愿。

1924年，张志良和朱晓斋、金恩祺等人租用大北关八王寺(大法寺)前香火地52亩，先后筹集资金30余万元创立了“八王寺汽水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张志良任董事长。当年11月投产，年生产汽水啤酒各10万箱(每箱48瓶)。采用“金铎”为汽水和啤酒的商标，寓意深远，如警钟常鸣，时刻不忘列强对民族工业的遏制。该厂在省内外都很有名气。

在1923年，著名的共产党员杜重远，从日本留学归来，欲为振兴民族工业而干一番事业，但是苦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在奉天工商界毫无人脉，而且资金更是一无所有，欲办实业，真是举步维艰。因张志良的三儿张保先和杜重远在日本留学时是同学，通过这层关系，杜重远拜会了张志良，请求帮助筹措资金，张志良被杜重远的报国之心所感动，义无反顾的为其筹集8万奉洋，兴办了“肇新窑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中国用机器制造陶瓷的第一家工厂。因为张志良在奉天工商界德高望重，杜重远请张志良担任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长，自任总经理。

以上是股份制公司，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张惠霖还独资创办了一些其它企业，如：“四先贸易公司”、“四先建筑公司”、“保兴估衣庄”、“四恒当铺”。还有一个万通酱园，生产酱油等产品，其原址在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南市百货商店对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拆迁，盖了商品楼房。

办公楼正面三层、两翼两层呈“ V”字形。此楼坐北朝南，其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洋式门脸”＋“中式后庭”。

提到杜公馆就不得提到杜重远，他创建的肈新实业公司，成为沈阳第一家华资机制砖瓦工厂。数年后，开始了中国机器制瓷业的先河。

杜重远留在世间的传说中，还有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这便是令人唏嘘的“风筝之恋”。

当年他在日本留学，结识了才女侯御之。在日本短暂相识后，杜重远无法忘记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但五年的书信追求未果。在北平相逢后，杜重远便做了一只风筝，挂在她宿舍的窗底。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正是这只风筝，感动了侯御之。1933年，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位置：沈河区惠工街与惠工二街交汇处

地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楼坐北朝南，占地面积3146平方米，其建筑风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洋式门脸”+“中式后庭”。屋内有木楼梯，第二层屋外有走廊，在西南角处有一半圆形大门，原来的地下室因不适用被填上。有资料显示，从前面看，小楼原有的门柱顶端饰有“爱奥尼”柱头，二楼两侧窗外饰有葫芦瓶栏杆，正中三楼原本有塔楼，后被大火烧毁；若从小楼后面看，又是浓郁的中国古典风格，两翼楼体上原饰有木栅栏和雕花镂空栏杆。

杜重远，吉林省 怀德县人，1911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到日本留学，专攻窑业。1923年冬回国，在大东边门外小二台子创办了肇新窑业公司（原沈阳日用陶瓷厂）。肇新窑业公司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为宗旨，首先开展机械制砖生产，将日本陶瓷挤出东北市场， 杜重远成为新兴民族工业的佼佼者。肇新窑业公司的办公楼作为民族企业家办公楼，主体建筑保存完好。 1923年，留日归来的 杜重远决心投身实业以 振兴中华，设法筹资创建了位于二台子占地20亩的肇新实业公司。从此，沈阳有了第一家华资机制砖瓦工厂，有了从传统青砖大瓦向红砖水泥瓦的转变，打破了砖瓦市场由日本资本独霸天下的局面。数年后，肇新又增资扩建，引进德国设备开始了中国机器制瓷业的先河。肇新事业蒸蒸日上，其砖瓦产品不但为正在扩建的东北大学土建工程所包销，而且也为惠工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等提供了大量的工民用建筑材料。肇新的青边瓷碗碟不仅成为关内外畅销的日用瓷器，而且也挽回了日本资本把持的瓷业利权。大连日资大华瓷厂不得不停业转产，瓦房店、沈阳的一些日资瓷厂不得不转产耐火砖。肇新，是留学生学成返国兴邦创业的成功范例，是沈阳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工业文明的成果。

现在时：当年的“杜公馆”如今已变为沈阳市台商会馆。据会馆的尚主任介绍，当年的“公馆楼”，曾经作为很多用途使用。直到台商会馆接手，在不改动内部原结构的基础上，经过大半年的修复与重建，整个楼的面貌焕然一新。

肇新窑业曾经是实业救国的一面旗帜。在上个世纪初日本企业生产的瓷器占领中国市场时，肇新窑业异军突起，以实力御外，叙写了一段传奇故事。可是，日本人在中国设置陶瓷厂，会得到日本政府的扶持，技术精巧，且有良好机器设备，与之竞争并非易事。在那样一个乱世里，一个新的企业成长起来，肯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肇新窑业公司曾经遇到哪些艰难险阻，又是如何突围而出的呢？

张学良解囊相助12万：肇新窑业公司创办于1923年，创始人是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杜重远。杜重远在日本学的就是陶瓷制造，因此，回到国内后，发现东北市场几乎被日本瓷器所垄断，他深感中国实业落后，关税不能自主，于是决心创办一家陶瓷生产企业。肇新窑业公司是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而兴办起来的，虽然实业救国得到国人的普遍支持，但是，要想建立一家企业，必需大量资金。杜重远只是一个穷学生，刚刚从日本回国，既没有钱，又没有社会资源。他不得不四处寻访亲友，呼吁各方协助。有钱而且肯掏钱的人是很少的，但杜重远毫不灰心，终于经人介绍认识了奉天储蓄会长张志良（字惠霖）。在日本留学时，杜重远和张志良的儿子相识，张略知他的为人，所以慨然应允帮助筹款。

在张志良的帮助下，杜重远共募集股金10万多元。这批资金从事陶瓷生产还不是很够，杜重远的办法是先生产砖瓦，作为制造瓷器的基础。因为资金不足，肇新窑业公司成立时只有一座烧青砖的窑，每年能够生产青砖7万多块，小青瓦5万多块。虽然销路还算通畅，但因为雨水冲毁，一部分坯架遭受损失，所以获利甚微，好在博得社会好评，初步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经过三年辛苦经营，肇新窑业公司生产砖瓦共获利7万多元，分配给股东，股东们十分满意，因此追加投资。杜重远从事陶瓷生产的理想越来越近了。经过努力，杜重远终于将肇新办成东北第一座机制窑厂，日本人独占辽宁省所用新式砖瓦的局面从此被打破，从日本人手中夺下的金额不下20万元。杜重远说：“砖瓦虽小道，但我要替国家争回权利，至此略觉自慰。”

1927年3月，杜重远开始扩建瓷厂。杜重远这时已经被选为沈阳市商务会副会长，这对于工厂募股方面有所借重。于是，杜重远拟出招股现大洋48万元计划，规定认股时先交出一半，以便扩建瓷厂，其余款项待建厂时交齐。

1928年春，厂房大致建设完成，全套机器设备安装完毕，工人也先后到齐，准备正式开工。但由于各股东交款迟缓，资金被建厂所占用，又因当时战事屡起，时局多变，募股不易进行，工厂面临停工危险。各界人士纷纷帮助大力宣传，鼓动政府积极支援。杜重远曾面见张学良叙述其建设瓷厂缺少资金状况。1929年8月，张学良到北大营校阅，顺便同莫德惠省长到厂参观。他看见建筑工程停止，当即表示予以援助，并委托莫德惠调查需要多少资金。不久，张学良由边业银行拨给现洋12万元作为他个人股本，遂解决了肇新资金不足的困难。

关键时刻杜重远亲自试验：与一般手工业技术不同，机制瓷器必须有几百名技术工人，才能顺利开工。中国瓷业工人以江西为多，但那里的工人只是手工作业，不会使用机器，只请来手工成型工、绘釉工各一名。不得已，杜重远又去大连访问日本技术人员安田乙吉。安田和杜重远曾经是同学，清末在湖南醴陵创办瓷厂，颇有声誉，后在日本大连大华瓷厂担任技术指导，因派别分歧辞职。杜重远三下大连请安田来沈帮助建设瓷厂。安田来厂后设立小型试验场，领导试验仿制大华瓷厂的各种产品。随后又通过各种关系，在大华瓷厂选择技术工人28名，答应工厂开工即来厂工作。为适应生产需要，公司又招募徒工80余名加以训练，作为本厂基本工人。

开工伊始，即发生与日本人开设的大华瓷厂的纠纷。由于肇新开工，大华瓷厂早有预约的技术工人都来肇新厂工作。不料大华瓷厂其他中国工人也纷纷辞职要来肇新，使大华瓷厂几乎停工。大华瓷厂经理人向日本领事馆控告，称杜重远用高薪诱惑他们的工人，使大华瓷厂蒙受损失。日本领事馆派员带领大华瓷厂人员，偕同奉天交涉署人员来肇新厂，要求交回大华瓷厂工人。杜重远义正辞严地说：“我厂所用的工人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都是自己来的，不是我们从你厂找来的，为什么要交回大华瓷厂呢?”日本人无理纠缠，交涉达两个月之久。最后由交涉署从中调解，肇新不再采用大华瓷厂工人了事。开工之初，产品质量优良，博得各界称赞，但正式开工大批生产后，由于工人工艺不熟，烧出的瓷器颜色灰黑，光泽暗淡，不受欢迎。安田负责技术指导，本应努力研究加以改良，但他竟以生病为由回了大连，数月不归。公司同事大为颓丧，肇新窑业陷入了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杜重远亲自动手，细心研究，反复试验，经半年时间，终于在 1929年8月16日获得成功，产品色泽优美，花纹新颖，足可与日本瓷厂产品一比高低。1929年共生产300余万件瓷器，1930年生产600余万件，1931年生产1000万件。杜重远的经营手法也十分灵活，据说曾经拿出大量实用瓷器，挨家免费送给市民使用，使得广大市民逐渐了解肇新窑业，都开始用国产的肇新窑业产品，从而最终取代了市场上的日货。

由于日本瓷器日益滞销，日商不甘心，为与肇新争夺市场，采取降价倾销方法。杜重远为保持肇新在市场的地位，也不得不以降价相抗衡。到1929年9、10月间，肇新由于瓷价降低已出现亏本现象，继续下去难以支撑。杜重远积极活动，得到各方支持。1929年10月，杜重远将肇新窑业公司改为肇新股份有限公司，奉天省政府批准免纳营业税5年，解决了亏本问题，增强了与日商竞争的实力，生产蒸蒸日上，日本瓷厂不得不改为生产耐火砖。

杜重远被迫远走他乡：1931年9月18日夜，日寇炮轰沈阳。肇新窑业与北大营相邻，不时有流弹落在厂内，工人们不免人心惶惶。厂方召集全体职工开会，告诉他们不要逃出厂外，一方面厂内比较安全，另一方面，如果遭遇不幸，厂方负责其家属生活五年。大家这才安定下来。为了保证生产，厂方还决定，凡是照常上班的，每天发给两天工资，直到恢复正常秩序为止，所以事变发生的过程中，肇新窑业的生产并没有停止。

杜重远经营肇新窑业公司，把日本陶瓷从东北市场上赶了出去。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日本关东军便派人到肇新搜捕他，恰好他在事变前去了日本而幸免遇难。以后，关东军又以了解生产情况为由，多次到厂搜捕杜重远。杜重远惦念自己辛苦经营起来的企业及500名员工，曾冒险回省城，恰遇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张告知关东军正在到处抓捕他，劝其迅速逃离虎口，杜重远即着便装到达天津，后转去北京。关东军不死心，之后多次到厂里搜寻，并借机详细了解生产和销售情况，对这块肥肉虎视眈眈。有一次日本人提出要杜重远的照片和提倡国货的宣传单，但厂里以没有对答，因此日本人始终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日本人无奈之下，竟然声称有告密信说厂里藏有大量枪支弹药，进而进行搜查，终究因为没有搜出可以栽赃的证据，只能进行一番恐吓，而不敢公开迫害和染指肇新窑业公司。

抗战胜利两次停业：日本人始终没有放弃占有肇新窑业公司的野心。没有抓到杜重远，他们就以检查“敌股”为名，几次派人来厂调查，最后认定张学良、周濂和金哲忱的投资（共2260股）是“敌股”，应该完全没收归于“国有”。厂方以便于经营管理为由，主张由厂里出资接受前面所谓“敌股”。日本人坚决不予应允，并提出了几个日本人选。因为在日伪统治之下，厂方不敢据理力争，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推举日本朋友樾本贤三和本厂技术员安田乙吉出面承继“敌股”。他们两人虽然是日本人，但还不至于被敌伪所控制。于是厂方向伪满财政部提出：樾本贤三办理工厂素有经验，安田乙吉掌握陶瓷技术，他们接受“敌股”，对肇新窑业的事业发展大有好处。这个理由非常充足，伪满财政部不好反驳，但提出折衷方案，即将没收股份分给樾本贤三、安田乙吉和石光宪一、吉田阳太郎、松井常三郎等五人。这场风波以这样的安排收场，后来改选董事会，收买到股份的日本人提出要出任董事，终于因为占有股份太少，而没有成功。

日寇为了缩减物资消耗，以满足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于1941年颁布了所谓“七·二五”物价停止令，规定所有工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都必须按照规定的办法进行配给、采购和出售。物价停止令的实施，使得所有工厂和商店随时都有因触犯“法令”而关闭的可能。尤其各工厂库存产品，按照“法令”规定的价格亏本销售后，再生产时需要的原料无法以便宜的价格买进来，只能越亏越多，最后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肇新窑业公司在物价停止令的打击下，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后来经过研究，发现粗瓷和细瓷的限价不同，细瓷的限价较高，如果仿造成功，还会有一丝生路。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制，终于烧出了瓷色洁白、美观大方的细瓷，不在日本人烧制的瓷器之下。从此，肇新窑业公司大量烧制细瓷，营业日渐好转，不但避免了破产的命运，而且还略有获利。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人们以为可以重见天日，没想到国民党进驻沈阳之后，便千方百计接收各大工厂。肇新窑业公司虽然没有被劫去，却被国民党的一支部队强行占据，作为部队的驻地，几经交涉也不退出，只好一起共住，各走各门，避免发生冲突。1946年2月25日，解放军某部经过激烈的战斗，消灭了国民党的这支部队，但解放军退出后，附近一伙歹人却拥了进来，将库存成品和重要材料抢劫一空。肇新窑业公司难以继续营业，只好宣告停业。后来，肇新窑业公司一度恢复生产，但很快因为电力供应完全停止，生产用煤也买不到，不得不再次宣布停业，一直到沈阳解放。

沈阳解放后一个多月，在人民政府的关心下，肇新窑业便恢复了生产。因为社会稳定，工人们热情高涨，生产出来的瓷器特别畅销，很多商家都来厂缴款定货。当时沈阳市陶瓷公司的祁靖经理进驻在肇新窑业，工厂组织了工厂管理委员会，杨振禹被选为工人代表，主持工厂每天的工作。1949年3月1日，肇新窑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公司业务逐渐走上正轨，进入了历史上最稳定的时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沈阳陶瓷厂生产建筑用陶瓷，肇新窑业则生产日用陶瓷，两家工厂分工明确，都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张国德老人告诉记者，当时厂子里有非常先进的灯光球场，晚上也能打比赛，市里很多比赛都到这里来举行。从老人的讲述中听得出来，那时候作为肇新窑业的一员，是非常自豪的。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肇新窑业的效益不佳，终于在1982年被划归高压开关厂，就此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